美日称要搬走供应链对“世界工厂”影响几何

(经济观察)美日称要搬走供应链,对“世界工厂”影响几何?

中新社北京4月21日电 (记者 刘育英)如果美国和日本将在华工厂迁回本国,会撼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吗?专家分析认为,论及市场、配套能力、成本等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仍然十分具有竞争力。

金银潭医院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时随身携带的物品。

疫情暴发以来,金银潭医院共收治280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目前在院治疗的还有40多人,重症、危重症患者均“清零”。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产业和交通配套很难在其他国家找到替代。例如,全世界1/3的泳装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生产,江苏泰兴市黄桥镇是世界最大的小提琴生产基地,江苏省南通市是中国最大的家纺产地基地。

南7楼ICU是金银潭医院最早的ICU,有16张病床,由于早期危重症病人数量激增,无法满足需要,医院临时把5、6层也改造成重症隔离病房,共同接收危重患者。

曾有人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比作一场风暴:武汉是风暴的中心区域,金银潭医院是“风暴眼”,南7楼ICU病房则是“瞳孔”。桑岭有时候也会和同事分享外界对于金银潭医院的评论。

2月21日,金银潭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3人,出院56人,出院人数超过入院人数,首次出现“床等人”。

桑岭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1月23日,作为卫健委专家支援队成员奔赴武汉。次日,他就开始了在金银潭医院的工作。

这里收治的是最危重的新冠肺炎患者。

3月9日,金银潭医院南7楼ICU病房,一名医护人员望着一位病患。当天,这位患者被抢救了数次。

那一天,湖北省及武汉市卫健委接到近期有几名居民肺部发生异常感染的报告后,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开始流行病学调查。当天傍晚,吴文娟和金银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朝林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接走了几名肺部异常感染的患者。

4月13日,武汉天气晴朗。诊治完病人的康亮,在病房走廊外的窗口远眺,窗外绿意盎然,远处环桥上的车辆接连驶过,阳光渐渐变得温暖。

此后,疫情开始意想不到地暴发。

1月26日,桑岭完成了金银潭医院第一例拔除气管插管的操作,并为一名垂危患者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肺”)。

在外界感知疫情前,金银潭就开始了工作。2019年12月29日,包含华南海鲜市场商户在内的首批患者转入这里。4天后,金银潭正式开辟新冠肺炎专门病区。

最近的一项调研也显示,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在上升。麦肯锡中国报告称,在贸易、技术和资本三个维度,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则在2007年达到0.9的最高点,到2017年则下降到0.6。

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韩建飞说,实际上,西门子、施耐德等跨国公司早已实现了供应链弹性管理,一个配件可同时在中国、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加工,但通常中国工厂获得更多订单,就是因为中国的配套能力强,综合效率高。

在这次疫情前,许多武汉人甚至都没听说过金银潭医院。这里是武汉最大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武汉第一家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

对此,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表示,把位于中国的工厂迁回去,即使补贴了搬迁成本,但企业真正的成本是“未来的利润”。

3月9日,金银潭医院南7楼ICU病房,护士徐妮(中)通过对讲机和病房沟通。

南7楼ICU“清零”后,康亮和一部分医护人员的工作也转至6楼。康亮在6楼负责的病人是一位50岁的女士,她的全身插满了各种仪器导管,鼻腔里插了供应营养的鼻饲管,嘴里插了供氧的气管插管,脖子上插了小拇指粗细的回输含氧血液导管,右臂插了深静脉导管,腹部、左手……“能够维持生命的仪器全部用上了”。

3月9日,金银潭医院南7楼ICU病房,准备进入病区的医护人员在穿戴防护装备。

接受采访的中国专家认为,应高度关注未来全球供应链布局的调整,但除非发生极端情况,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会被撼动。(完)

金银潭医院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时随身携带的物品。

和康亮一同到6楼工作的还有重症监护室主任吴文娟。她的抗疫记忆始于去年12月29日。

目前,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据麦肯锡近日发布的中国报告,2017年,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考虑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容量,现在离开中国的难度越来越高。

3月9日,金银潭医院南7楼ICU病房,驰援武汉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桑岭(中)在和同事开早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浙江首位援鄂医疗专家郑霞。

病人情况稳定时,医生康亮会靠在墙面上短暂休息一会儿。

赛迪智库近年所做的一项关于制造业成本的研究显示,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远高于中国,在其他方面却低于中国或与中国相当;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融资成本与税负成本方面也面临巨大压力,其劳动力成本与中国相比具有优势;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在物流成本方面远高于中国,其他方面则低于中国或相差不大。

4月11日,他所在的南7楼ICU,最后几名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核酸检测转阴,除了担心转院途中出现意外而将一名91岁的患者转至6楼外,其他患者均已转至综合性医院,继续接受并发症和基础性疾病的治疗。目前南7楼ICU“清零”,进入整理内务状态,等待进行专业消杀。

4月13日,金银潭医院南7楼,一间被清空的ICU病房进入整理内务状态,等待进行专业消杀。

吴文娟每一次回忆都会伤心。她清楚地记得,病人最多的时候整个医院都住满了,许多氧气瓶都是护士们一罐一罐往上搬。

夜晚的病房里,灯光有些昏暗,淡蓝色的墙面下大大小小的仪器屏幕闪烁着,几台与病房外沟通的对讲机里不时传来人声,伴随“滋滋”的电流声,里面交替着对患者病情的交流和普通人很少听过的药物名称。除了对讲机和医护人员防护服摩擦的声音,这里几乎没有其他声音了。

3月5日,金银潭医院南7楼ICU病房,一名医护人员尝试与患者沟通。

康亮34岁,从去年12月末就参与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中,2月中旬进入ICU。他参加工作10年以来,和医院里大多数年轻医生一样,这样长时间集中对抗如此大规模的突发传染性疾病还是第一次。

据吴文娟介绍,1月初,武汉市属的中心医院、第三医院、普爱医院、武昌医院等陆续开始派医生对金银潭进行支援。每次派一名医生,在医院里协助1到4个星期。

金银潭医院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时随身携带的物品。

那时整个金银潭ICU只有5名医生、28名护士。全市危重患者都会转到这里,没有空床,医护人员每天都处在超负荷的状态。

在很多ICU里的医护人员看来,疫情最开始暴发的那段时间,是这里“最难的时候”。医护人员需要连续工作,再加上早期重症救治成功率不高,有危重病人刚送到医院便离开了,大家都有强烈的挫败感。桑岭觉得,要把一两个病人救回来,这样会加强整个团队的信心。

韩建飞表示,尽管中国制造的成本在上升,但同时考虑到配套能力、产业工人素质、生产效率、营商环境等,中国的综合发展优势仍然极具竞争力。

3月9日夜晚,金银潭医院内部。

此外中国还有成熟的产业工人,很多都经历了5年以上培训。厉克奥博认为,产业工人、交通、配套的替代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近日,日本的经济刺激计划拨出22亿美元鼓励关键产业回流,支持部分产业向东南亚转移。美国政客建议政府“埋单”帮企业自中国“回流美国”。

这样的情况在疫情下的ICU病房中并不是个例。和大多数来到ICU的病人一样,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患者进入了昏迷状态,不能说话,不能自己吃饭,翻个身需要在四五名医护人员的协助下才能完成。

3月23日,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医疗队208名医护人员接管了金银潭医院南6楼和南7楼两个ICU病区。

此次疫情发生,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瑞士IMD商学院数字化供应链管理课程项目主任Ralf Seifert表示,“全球贸易关系一直都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牵动。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他认为,现在的危机并不会带来全球化的终结,但确实可能会带来某些对于现在全球化局势的调整。